三萬“電眼”注視外來生人
　　記者實地走訪后發現，黃女士所說的攝像頭與公共場所使用的差不多，“隱蔽”在一棟樓頂的護欄里，周圍擺著幾個廢紙箱。擺放的角度直接對著黃女士所住的住宅樓。晚上攝像頭還會啟動射燈，360度旋轉監控。

　　據石牌三駿企業集團黨委書記董志軍介紹，石牌村集體前后投資近500萬元，一共安裝了164個攝像頭，其中，樓頂位置裝有38個，其余裝在村內各主要路口。此外，全村2973棟出租屋也裝有攝像頭，都是由村民自己掏錢安裝的，整個石牌村有近3萬個攝像頭，“80%的面積都在覆蓋范圍”。
　　“安裝攝像頭是為大眾利益著想。”董志軍表示，石牌村人流復雜，連片“握手樓”為“飛賊”提供絕好作案場所，沒裝攝像頭之前，入室盜竊案件時有發生，裝了攝像頭后，治安環境好了很多。“最多時，一個月發生50多宗刑事案件，現在則下降到4宗左右，攝像頭功不可沒！”
　　對于被居民質疑的隱私問題，董志軍覺得“很委屈”：“我們投入巨資安裝攝像頭，愿望是保障居民人身和財產安全，希望我們的好心能得到理解和尊重。”董志軍還表示，石牌村安裝的攝像頭，對準的都是公共場所，并已經采取了多項技術防范措施，可以杜絕視頻資料泄露的可能性。
　　村民與租客心態平和
　　在數量驚人的攝像頭下，石牌村的原居民和租住在此的外來務工者卻有著與村外居民不同的理解和心態。
　　池叔已經在石牌村生活了近50年，是地道的原居民。他并不在村內居住，他在村內的房子一直在出租。2007年，村干部提出在池叔的出租屋安裝攝像頭，派出所也推介了相應的攝像設備。可是他覺得出租屋的利潤不算太高，要自己投資安裝攝影頭、刻錄機及硬盤等設備，不劃算也不值得。所以當時是表示了反對。后來，隨著安裝攝影頭的村民逐漸增多，有攝像頭的出租屋發生偷盜的幾率大大低于沒安攝像頭的出租屋，租客選擇有攝像頭的出租房的現象開始逐漸增多。池叔最終在他的6層樓的出租屋安裝了8個固定攝像頭，他說：“大家都說好的，應該也不會是錯的吧？”
　　在石牌村附近做發型師的阿捷，在石牌村租屋住了6年，問起他對村里無處不在的攝像頭會不會感到“不自在”，他很平淡地說，已經沒有什么感覺了。他的房東安裝了10個攝像頭，裝在各層樓梯間和大門等地方。起初還是有處處被人監視的感覺，可是住的日子長了，也就習慣了。他說，村內安裝的攝像頭基本都很“人性化”，不會對著租客的房門或窗戶，隱私是不會受影響的。
　　管好攝像頭并非難事
　　一位法律界人士說，“雖說村里規定攝像頭只對準公共場所，但攝像頭是可以旋轉的，保不準會有人將它對準居民家。”這位法律界人士認為，城中村管理監控設備的保安人員流動性一般都很大，如果有人擅自將視頻監控資料傳播，難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去追究其責任。“單靠村集體或個人管住攝像頭不‘出軌’，并不現實。”
　　“攝像頭是把雙刃劍，要一分為二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范忠信認為，村集體和村民個人安裝攝像頭，初衷是好的，“不能過度放大攝像頭存在的負面影響，居民應該放松心態，嘗試換位思考。”范忠信還認為，即使視頻監控系統或會侵犯公民隱私，但與潛在的治安、犯罪事件帶來的惡性后果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知道，在自由主義的發源地英國，公共場所的攝像頭多達420萬個，其密度高居世界首位，卻沒被公民們看作不可接受的事情。“在討論是否安裝攝像頭時，我們當然要注意到保護個人隱私，但也不應忘了公共利益。”
　　據了解，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的《廣東省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中，對政府部門設立攝像頭有明確規定，但對于企業單位或者個人安裝的攝像頭，該如何監管的問題，目前尚無明確法律規定。
　　“攝像頭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管理的攝像頭。”暨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梁玉霞認為，村里自設攝像頭是否侵犯隱私，不在于安裝在什么地方，而在于攝像頭的取景范圍是否針對特定住戶的門、窗，是否會由對公共場所的監視異化為對特定住戶、特定人員的窺視。梁玉霞建議，可以從兩方面入手進行規范，首先，通過制訂相關管理制度，嚴格管理程序，加強管理人員的培訓，并做好相關備案，一旦違規，可以迅速責任到人。其次，公安機關等職能部門，不應當因為法律規定不明確，而忽視對企業和單位視頻監控設備的管理監督，可以通過舉報和隨時檢查等方式，對違規單位和個人進行制裁。“事實上，只要理順制度，加大管理力度，管好攝像頭并非難事。”